主编致辞

　　在新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本刊新的一届编委会产生了。瞻前顾后，编委会同仁深感责任重大。本刊的前身是创刊于1958年的《科学史集刊》，自1982年改为现名也有18个年头了。在主办单位的支持和历届编委会的努力下，本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认可，成为中国在科学、技术与医学史领域唯一国家级的多学科综合性刊物。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本刊的历任主编钱宝琮、严敦杰、王奎克和林文照诸先生表示谢忱与敬意。

　　科学史是一门跨越多学科涉及多领域的知识范畴，它不但需要来自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以及医学界的支持，也要从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吸取营养。从本质上讲，科学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如果不能对一般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学术进展的主脉有所了解，科学史就脱离了其生存所必须的与境氛围；另一方面，科学史也是一门科学，如果不能在科技界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们的理解与支持，它就会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借此机会，我愿代表本刊的两个主办单位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向多年来理解与支持我们的各界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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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往往就是文明形态及学术纲领成型和学术规范重建的时代，对古希腊城邦贵族民主制度与希腊学术渊源的研究，对西周末至西汉初中国封建大一统形成过程与两汉学术关系的研究，都足以提供支持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据。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这个星球面临着后冷战时代政治格局的重组、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呈现端倪、人类生存环境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日趋枯竭等严峻的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认真思考与解决，必将导致新的文化形态和学术纲领或规范的建立。在这样的时刻，对本学科的历史作一世纪的回眸与反思，以期对其未来的发展有所展望，将是一个学刊主编义不容辞的任务（尽管我本人深感力不从心）。如何在社会转型期的大环境中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准，怎样在学科分化整合这样纷纭变幻的文化环境中探索科学史研究的新途径，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本世纪初，当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开始投身科学史学科建设时曾经怀抱着如下的理想：推进科学史学科的职业化与建制化，把古往今来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过程当作人类文明史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篇章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科学、技术和医学对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历程的巨大作用。若干年后，主要由于萨顿本人和辛格（Charles Singer, 1876-1960）、梅利（Aldo Mieli, 1879-1950）、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格森（B. Hessen, 1893-1938）、贝尔纳（John Bernald, 1901-1971）、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默顿（Robert Merton, 1910- ）、库恩（Thomas Kuhn, 1922- ）等学者的努力，科学史已经发展成一门高度国际化和建制化的学术事业。创建于1928年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已由最初的7名成员发展到112 个院士、164个通讯院士和11个荣誉成员的规模（截至到98年底）。另一个更具广泛基础的组织是二战后（1947年）建立的国际科学史学会（IUHPS/DHS），现有44个国家或地区会员，17个专业委员会，以及5个团体联系成员。全世界以科学、技术或医学史为主题的刊物，据最保守的统计也有300余种。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学科的跨越性及相对的年轻，我们对科学史的若干基础问题，至今仍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代一些科学史家意识到某种危机感，开始对萨顿、柯瓦雷（Alxandar Koyre, 1892-1964）等人曾经思索过的那些关乎科学史学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作出新的反思：科学史的价值何在？科学史是否存在学科的内在统一性？怎样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源流的多元性？在新世纪文化建设中科学史家如何发挥其专业知识的社会功能？最近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科学史是否有未来"的问题（John H. Brooke, Doe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ave a future? British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1999, 32, 1-20），就是这种动向的一个具体反映。

　　 从国际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来看，科学史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新方法、新视角的不断引入，研究题材的日益拓展等，但这一切都无改于这门学科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发生分化的事实。可以说，内在论与外在论这两种研究取向相互对峙的局面不但没有被冲淡，反而使今天的科学史呈现出一幅万花筒般的离散状态。此外，尽管多数科学史家已接受了社会学的观念与方法并发展了科学社会学这样一件解剖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利器，科学史与知识考古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科技决策与管理，特别是与科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一直十分勉强；1997年在比利时列日召开的第20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有关科学史学会（DHS）与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学会（DLNPS）是分是合的激烈辩论就反映了这种专业割据的状态。这些都使得今天的科学史家对于科学史学科的内在统一性及边缘性感到困惑。人们有理由问，科学史到底算不算一门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学科？如果它的边界条件真是那样地苛刻，它将如何维系自身的价值并面向未来不可避免的文化整合？此外我还要指出，相当一部分西方科学史家对非西方文明缺乏必要的了解与同情，其典型表现是对李约瑟著作的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来自冷战思维下对李约瑟"非正统马克思主义"（heterodox Marxism）观点的歧视，一方面来自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其实李约瑟著作的意义早已逾越了意识形态和中国科技文明的界线，而对探索科学与文明的不同形态及实现现代化的途径等今日历史学家普遍关切的重大命题提供了全新的题材和视角。

　　 就中国科学史家而言，我们甚至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确切地说，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这是因为，尽管以1954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为标志，科学史在中国的建制化已于40多年前起步，但是直到近20年，各高等院校中才陆续出现专门的科学史研究或教学机构。更不容忽视的是，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史研究在中国还不具备充分的学术积淀，即使在传统的中国科学与技术史领域，我们的一些研究者也还满足于驻留在史料考辩与理性重建阶段，由内在论向外在论的过渡与综合还有待时日，思想史和社会史取向的科学史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关于西方科学史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科学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对薄弱，目前还很难同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准的、全面的对话。我们对理论与方法的漠视也应该反省，这恐怕会影响我们在价值取向与学术定位上作出正确判断。

　　 我相信读者们不会因上面一段话对我们产生妄自菲薄的印象，李俨（1892－1963）、钱宝琮（1892－1974）、严敦杰（1917－1988）、席泽宗以及众多当代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但在这样一篇瞻望性的致辞中没有必要夸耀我们的成绩。在科学史发展的早年，著作家以揭示科学进步为自己的使命，由此产生了太多的关于科学进步的神话。长久匍匐于科学神龛之前的科学史家，非常需要一种批判精神的召唤。在此意义上，我们希望21 世纪的科学史将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史。科学史家应带着一种觉醒的独立人格与历史使命感进入他们的研究领域；而对于中国的科学史家来说，更应该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批判意识，因为中国学术最大的弊端就是理性批判精神的匮乏。

　　 21世纪的科学史将是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科学史。如果说萨顿未能在其科学史实践中真正实现其新人文主义纲领，那么在新时代通过科学史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将是完全可能的。现代文明发展到今日的过程，是科学日益深入社会并从根本上影响文明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日益明显的过程。从本质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自"五四"请出"赛先生"到今日"科教兴国"喊得震天响，科学始在中国逐渐得到重视；但是只要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主要还限于技术层面上，多数人视科学为征服自然的利器和给国家带来富强的救世主，而漠视了科学所内蕴的使人类自身完善的巨大精神力量。对于一个在近代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这种对现代化的苦恋和对国家富强人民富庶的追求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对"科学万能"的幻想也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有鉴于斯，今日的科学史家将以全面理解科学在社会中的发生与成长、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为自己的使命。相应地，从事科学史写作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学科的发展沿革；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为了让民众具备均衡的文化素质和与时代相适应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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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会经过认真讨论并征求部分海内外专家的意见，决定从本期起对刊物的栏目设置和内容略作调整。我们决定，在继续发表学科史的考证研究论文的同时，要更多地鼓励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积极倡导科学社会史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大力支持世界科技史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密切关注国际科学史界、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理论，增加"研究讨论"、"书评"以及"学术信息"的份量。

　　 推进刊物的国际化将是本届编委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国际知名科学史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并邀请数位今日活跃在科学史前沿的年富力强的海外学者担任编委。我们还将直接接受英文投稿和适当增加英文摘要的长度。我们也开辟了电子信箱以便接受电讯投稿并方便海内外读者同我们的信息交流。
我们对编委会和编辑部的内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编委会将严格执行审稿制度，坚决杜绝人情稿、关系稿，采用规范化的内部管理，努力提高编辑水平。对此主编应以身作则，接受监督，"主编"二字意味着对主办单位的一个有限期的承诺而不是获得一个谋求个人名利的阵地。

　　 实现上述目标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海内外的作者和读者的关心、爱护和监督。在目前的形势下，尤其希望学界同仁多赐佳作。让我们一起努力，将办好刊物当作我们共同的事业，推动科学史事业在中国的健康发展。